昨晚，南京市委市政府派出的调查组终于对“玄奘寺供奉日本战犯”一事做出了定论：吴啊萍将战犯供奉与个人因素有关，调查未发现其他人指使或共谋。巧的是，今天在微博上看到一段文字东兴资本配资，引发了我的思考，觉得挺有启发，分享如下：
他们最初穿上日式和服走上街头，我们觉得很惊讶，结果他们说我们小题大做；接着他们搞起了各种动漫活动，开设文化街区，我们批评他们时，他们又说我们过于严苛。后来他们开始在纪念馆前跳舞，为日本人悲伤，大家指出问题，他们却指责我们冷血无情。如今，他们公然供奉甲级战犯，如果我们继续退让，未来他们还会做出什么更过分的事呢？
看完这些话，我忽然明白了一些道理：精日分子所走的每一步，正是因为我们缺少他们所谓的“上纲上线”的意识。如果当初我们能把这些问题提升到更高的层次，或许情况就不会是现在这样。而南京调查组的结论，无疑为那些有“啊萍心态”的人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可能。
“上纲上线”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一个贬义词。每当讨论问题时，大家总会提醒不要上纲上线。然而，值得我们探讨的是，这个词的具体含义和我们对待问题的态度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，“上纲上线”是一种极端的思维方式，强调看待问题时不能仅仅就事论事，而要透过表象看本质东兴资本配资，站到重大原则的高度。这种方式摒弃了实事求是的原则，推崇过度简化与绝对化的思维方式。如今，“上纲上线”常用来讽刺那些在普通话题上，用滑坡谬误将讨论引向民族、国家甚至政治领域的行为。
展开剩余63%从字面上看，的确，这个词并不是什么褒义词。它意味着把问题看得过于严苛、绝对、极端，并且容易造成误解和误判。然而，为什么我今天仍然提到这个词呢？首先，我并不提倡在所有问题上都采取这种过于极端的方式，但我认为，在涉及到辱国、辱民、侵犯民族尊严等根本性问题时，我们必须“上纲上线”，必须通过透视现象背后的本质来判断问题的严重性。涉及到民族尊严的底线，容不得半点妥协，我们必须以“纲”来规范行为，用“线”来划定界限。
在南京调查组公布的结论之后，关于吴啊萍是否应接受惩罚的讨论再次成为热搜话题。虽然我并非学法出身，对“辱国”与“辱民”行为应当如何定罪并不十分了解，但看到社会各界对原则性问题的量刑标准仍然在争论时，心中难免感到一阵惋惜。
为何惋惜呢？因为大多数人对践踏民族尊严行为的惩罚尺度并不清楚。从小到大，我们的爱国教育更多是教导我们应如何行动，却没有告诉我们，如果背离这些原则，可能会遭遇怎样的后果。换句话说，很多人对于践踏民族尊严的行为并不清楚其背后的代价与后果，因此，他们根本没有恐惧感。于是，一些学者、专家甚至教授敢于公然挑战这些底线，他们为什么敢这么做？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怕，因为他们从未真正了解过如果他们的言论触及了社会的红线，会有什么惩罚。因此，面对挑战民族尊严的言论，他们没有任何顾忌。
而此时，另一个问题又浮出水面。虽然我强调在处理原则性问题时要“上纲上线”，但前提是必须有明确的“纲”和“线”作为界定，然而现在，我们是否真正有明确的“纲”和“线”？即使有，又是否做到足够的教育和普及？即便普及了，是否每个人都能充分意识到这些底线？这些问题一环扣一环，难以解决。
不想再多说了，关于这些问题，明白的人自然明白，懂得的人也会明白。如何采取行动，并非我们几句空洞的话语或几篇文章能够解决的，而是应当依赖政府的决策与执行。回过头来再看那段微博的文字，如果未来精日文化再次在国内盛行，某些人站出来进行反对时，是否还会被他们批评“上纲上线”呢？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成立。如果我们再度面临这种文化的蔓延，那就意味着我们仍然没有建立起明确的“纲线”，到时无论说什么，都将显得苍白无力。至于未来的行动如何，恐怕只能交由时间来检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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